朱金科，中国战略品牌专家，经管类专业著作《打赢品牌仗：用战略思维讲透品牌营销》作者。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在本土战略品牌营销机构华与华工作，对企业发展战略和品牌营销有独特见解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为中国移动、中山大学、韶能集团、东孚集团、智汇电器等中大型企业、事业单位在战略、品牌、营销方面保驾护航。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强势复兴，朱金科也明确了一生的志向——为中国品牌国际化奋斗终身！
中国园林，以其特有的方式成为平衡中国人入世和出世的重要桥梁，它是安放中国人生命的诗意家园，中国古典园林谱写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
然而，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发紧张，最终西方理性至上的精神文明不仅割害了自然，绑架了文明，也最终使人类自身被工具理性所奴役。
中国园林历史悠久，早在周朝时就出现了园林。秦汉及以前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早期，园林主要以自然风光为主，功能是供皇家狩猎使用。到了魏晋南北朝，伴随着老庄隐逸思想及诗歌领域里“山水方滋”思想的影响，山水园林开始出现。
及至唐代，私家园林大量出现。而私人宅园的出现在中国园林美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和皇家园林——宫苑一起成为双峰对峙的两大园林系统。其实私家园林在汉代已经发端，到了唐代真正形成，并开始兴盛。
这一时期，著名的私家宅园往往为一些著名文人所有，如王维的辋川别业，裴度的午桥庄，李德裕的平泉庄等。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为鼎盛的阶段是宋元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时期，园林造诣达到顶峰。
在唐代私家园林，特别是在白居易“中隐–市隐”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城市山林”。这种城市园林以江南的文人园林为代表，就是在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建一座市中园林。这一时期的园林不同于唐以前的多以自然风光为主pg电子平台，，人工因素更多参与造园艺术活动。
“城市山林”这一概念同时弥补了“朝市太喧嚣”和“丘樊太冷落”的两个缺陷，应该说是中国人心中最理想的诗意居所，它解决了中国人的“入世”和“出世”之间的两难抉择的困境。
中国人渴望在当下的现世生活中既能实现入世的人生抱负，同时亦能不为尘世所绊，追求出世的旷达洒脱。在入世中实现务实的人生志向，在出世中追求不羁的生命诗意和自由。因而，在这样的文化导向下，城市–山林这一合目的性空间的诞生甚至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以恭王府为例，府邸前面是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宅府，而其后面更为私密的空间则是一个拱桥曲水的生生园林，无法放归山野，那就把山水移入目前。
中国人的诗意理想不是建构在抽象的形而上的追索中，而是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安放在现世的形而下的物态生活中，在“沉沦”的日常生活中构建生命的诗意栖居家园，在此安放生命，在“物”中“悟”，以“悟”为桥梁，由“物境”到“心境”pg电子平台，，实现人生命的诗意pg电子平台，超越。
“城市山林”承载的是中国人理想的生命状态和诗意向往，它是形而上超越追求的形而下的物质落实，它是超越的实现和完成。
宋以后文人写意园的出现意味着园林美学发展的文学化和心灵化的发展倾向。这种写意园的出现主要在南宋以后。中国园林里随处可见的各种题名、匾额、对联、刻石等无不充满着诗心文意。
曹雪芹就曾借贾政之口说道：“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园林的文学化正说明原初的自然园林里开始渗入了文化视角。人对自然的印象永远无法去除文化视角、人类视角而看待园林。园林文学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类对自然山水进行文化建构、意义建构的过程。
一个人在游览文化园林时，必然会受到园林文化价值引导和影响，园林的文学化和诗意化的过程也即是人的心灵的诗意pg电子平台，化的过程。而人心灵的诗意化反过来又必然建构其居住环境的诗意改善。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从源头开始就差异很大，其园林艺术特点与中国园林也截然不同。它要求园林要体现规则、理念特点，要求园林要合规律性，因而园林中处处呈现出平面的、立体的几何形。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园艺要修剪、扶植树木，使每一株树的形状完全不同于处女林中的树木；正如建筑堆砌石块成为整齐的形式一样，园艺把公园中的树木裁成整齐的行列。总之，养花或园艺把‘粗糙的原料’加以改造、精制，是和建筑如出一辙的”。
法国造园家勒·诺特始建于1656年的沃·勒·维贡特庄园，是路易十四时期财政总监福凯的别墅园，位于法国巴黎南郊约51公里处，占地面积70多公顷。表现出了典型的西方园林特点，规整严谨，秩序井然。
中国园林则大异其趣，它所追求的不是规整谨严性，而是自由，中国园林反对过分的技能痕迹，在老庄思想影响下，中国园林追求自然，师法自然。中国传统的园林营造，反对统一律而追求多样性。
中国古典园林，特别是北方园林强调因凭自然之“真”，常常借助原有的地形、地势等进行因势利导的加工，所谓假生于真，以假拟真，最后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效果。
自然和人工相互因凭，最后达到浑然一体、真假难辨的审美效果。这就是要努力将人工之“文化”趋近自然，它的目的不是规训自然、制服、控制自然，相反的，是要以自然为师，“师法自然”，融入自然。
西方文化里，园林是为建筑而服务的，建筑居于整个环境的中心位置，这是一种非常明显而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以人的理性规范非理性的自然，以理性规则对所有事物划分等级高低，园林处处体现人理性规训下的整齐划一的美，体现人对自然征服、控制的力量之美。
而中国文化则相反，建筑是隐匿在园林里的，园林是整个环境的中心，建筑是若隐若现的，建筑的作用不是规范园林的，而是建筑本身要将自身融入园林里，建筑的建造设计都必须与它所处的园林景观相协调，而不是反过来主导园林。
依中国园林文化的理念，人从来不是园林世界里的中心，人只是园林世界里自己世界的中心，每一朵小花都是自己世界的中心，“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
世界的意义不在人所设定的理念中，世界的意义就在世界本身，中国人拒绝以理性抗衡自然，绑架文明，我们认为理性、知识既是一种力量，同时又是一种遮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我们与世界形成隔膜的东西。
中国园林所体现的思想，不是张扬理性的，相反的它正是要在这种人化的自然中反理性，中国园林崇尚自然，崇尚“真”情。因循自然、尊重自然，师法自然。
这种反理性、反秩序的思想正是中国哲学这一思想的极好体现，在中国园林看来，自然就是最大的秩序，人的作用不是为自然立法，相反的，是要把世界的意义归还给世界，如此人方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建立自己在世界的意义。
西方直到工业社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的20世纪才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生活世界”或可算作是对这一人与世界尖锐矛盾的回应和解决途径。所以，从其产生的时间和其产生的不同时代背景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是自然内生性的，而西方文化则是问题倒逼下的思想产物，两者产生的背景是截然不同的。
张法先生曾指出西方世界是通过逻辑理性的作为工具来认识世界“人自身不能明晰、确定、理性地认识世界，只有依靠工具才能做到这一点，人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成了依靠工具的认识，人的理性实质上是以工具为尺度的，受工具制约的。
西方园林里建筑的绝对中心地位，以及园艺树木等被修剪成各种规则的几何形状，必须保证园林的每一个花草树木都是规整、对称和一览无余的，园林必须在人理性的统辖范围内，具备理性的规则才称得上美。
然而，人的统治永远有边界，人对外在世界的征服永远不可能停止，“工具的局限”最终决定这种对抗性的征服过程永远无法完结。
今天，以现代科技为代表的物质工具和以逻辑为代表的精神工具，将人带入了一个符号化、机械化的非人社会，从而也深深扼杀了人的整体性以及创造性，这是对人作为完整的生命体的否定。
理性的工具化的世界是一种实体性的对抗世界pg电子平台，，是以有知和无知相对立的对抗性世界关系。
张法先生在《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中亦指出，西方文化是实体性的对抗文化。西方追求确定的实体，以及可把握的明晰的科学性，它用理性的科学精神不断征服世界来印证自己的力量，而“人的理性实质上是以工具为尺度的，受工具的制约的”而这“又造成了人对工具的屈服，说尖锐一点，就是科技压迫人和逻辑压迫人”。
不仅人的工具世界和自然的未知世界是对抗的，而且人和他周围的工具之间也是对抗的关系。
今天，西方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园林美学、环境美学背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人被自身崇尚的工具理性所裹挟和限制，人类中心主义及理性至上主义，最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带入一个对抗性的几乎不可调和的危险边缘。
一定程度上来说，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的出现及广泛影响也是人与自然这一重大危险关系倒逼下的一个几乎必然出现的思想潮流，在这一危机下，环境美学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以及生态与文明之家的关系。
今天，以现象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试图打破传承千年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建立一个“我–我们”共生共在的新世界，而后来正是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思想引入生态美学的整体论观点中，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看到西方文明新的转折和希望。崇尚理性的人类终于受到理性的反噬，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反噬后的新生，是新家园的新气象。
理性主义的反噬又何止于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的今天，在以现代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全球文化背景下，呈现的不断升级的对抗性的国与国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各种分歧、矛盾，甚至对抗冲突不断。
蓦然发现，原来曾经无比向往的灯塔般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党派纷争、内部分裂，中东复杂的利益冲突和战争，各种全球性安全、卫生等问题的突出和升级，全球治理赤字进一步加大。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反思，这个世界怎么了？
↑央视驻叙利亚大马士革记者徐德智：“如果我们没法阻止战争，那就把真相告诉世界。突如其来的枪声中断了我们的采访，危险有时候只是一瞬，来不及害怕。”
这些乱象与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全球文化不无关系。对理pg电子平台，性工具的过分迷恋，对明晰性的绝对追求，以及非黑即白、非有即无的对抗思维是西方哲学的真正问题所在。
中国人不是以谈论形而上的抽象哲学为最终目的，相反的，中国人永远要寻找一种将形而上的精神性的东西进行形而下的物质实在的转化。
园林方面，正是如此。中国人以城市园林的形式安放着人的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不是以理论思辨，而是以物质化的可感、可居、可游、可望、可悟的园林来建构理想的诗意栖居地。人的精神超越不再是遥不可及和无从践行的，相反的，他是一个时时处处的当下完成过程。
在中国人这里，没有超越人的生活世界以外的所谓的“超越”，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不具有实践可行性的所谓的抽象超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只是哲学象牙塔里的游戏而已。
中国人认为，生命之“困”在当下生活，而生命之“解”亦在当下生活，人与世界的关系和意义的揭示只能在当下生活中进行，在对当下生活的不断领悟和体验中进行。
张世英先生就认为：“老庄达到最高境界的途径，我觉得比海德格尔的对死的领悟要高明：海德格尔教人处于濒临死亡的境地方能领会人生的真谛，这是不切实际的，按照这个办法，人很难得救，很难免于‘沉沦’。
而老庄的‘玄览’、‘坐忘’则是随时随地可以做到的”。从这一点来说，海德格尔所指明的超越此在的可能性的抽象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
事实上，中国人的超越是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超越，中国人从空间上的水穷处看到了时间上的“柳岸桃花”，这样的超越不是在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惶惶不安”茫然失措的“畏”中的超越，而是一种当下的、闲适的、愉悦的和豁达的自我内在超越。
在全球化的今天，美丽的古典园林向何处去？其实，人的生存环境的建构不仅是一个建筑学问题、艺术问题、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讲，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关乎人的整个生命状态的哲学的以及美学的问题。
人的栖居环境说到底是人的文化环境。所以古典园林的现代走向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古典文化、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向的问题。现代园林、环境美学走向哪里，就是在问文化了的人以及人的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
唯有以人的生命整体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唯有从形而上的理性走向形而下的家园，唯有以谦卑之心面对自然、面对世界，方能铸就安放生命的诗意家园，你心中的那座园林，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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